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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8 13:37:53 来源: 点击:

朱大可
朱大可

  朱大可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代表作有《朱大可守望书系》、《记忆的红皮书》、《孤独的大多数》、《流氓的盛宴》等。

  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一直都是个两难话题。今天,我想探讨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身心娱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

  “文革”后大众娱乐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说,“文革”后人的身心从服饰上开始解放。当时有两个象征性的符号,一是男性的墨镜,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日本电影《追捕》,共同的特点是主人翁都戴墨镜,于是在全中国引发一阵墨镜狂潮。二是女性是全民踏脚裤,本来这样的裤子一定要穿中帮、高帮鞋,但是都是穿的低帮鞋,而且风靡了20多年,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裤子非常暧昧,能够非常好地表现女性腿部的线条,同时也不违法。此后有更好更优雅的代替服饰———旗袍。所有这些的背后潜藏的无外乎是中国女性,或者说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线条、肉体的一种暧昧想象,而这是所有娱乐的起点。

  邓小平南巡和第二次改革开放,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3年商业大潮、全民经商,一方面是精英文化衰退,大学萧条、凋敝;但是另一方面也为大众文化的繁荣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市场化一开始走的就是下半身的崛起,上海先开启了“月份牌文化”,即对过去殖民地的情欲记忆。然后开始了旗袍热、张爱玲热。在长达十多年的时期,张爱玲始终是小资消费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我们要知道小资在中国消费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启蒙群体,因为只有从小资群体开始,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消费。

  2000年前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出现的跟下半身有关的消费品是卫慧的《上海宝贝》。这本书刚出来不久,某高层领导先看了,然后勃然大怒。因为卫慧在里面直接描写了性生活、性经验、性现场,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过去也有男性作家这么做,贾平凹开了天窗,试图告诉人们什么;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直接描写男性生殖器。但是卫慧第一个以女性的身份打破了女性羞耻感的禁忌,一举成名。

  之后博客出现了。木子美的博客日记,暴露个人隐私,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木子美在跟网友的对骂中显示出她强烈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特质。当时我觉得很好,最后可惜她离开这个战场。本来,中国女权主义可以在那个状态生长出来,但是现在完全销声匿迹。现在中国主导的还是男权消费主义。还有竹影青瞳,她直接将自己的裸体放上网络,不断打破关于身体叙事的禁区。

  2005年是中国娱乐元年。这一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完成了娱乐化的全面转型,娱乐时代从此开始。有两大标记,一是湖南卫视的超女选秀,二是芙蓉姐姐横空出世。超女出现后,全球惊愕,大家都很奇怪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成为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后来我们也调查了很多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一年半载才搞清楚了———给李宇春投票的大都是女孩子,给何洁投票的大部分是男孩子。后来我们发现普遍心理是女孩子喜欢不太被男孩子重视的,长相中性化的女孩子,这是最有安全感的。这表明中国的审美趣味正在多元化。

  国人娱乐狂欢的五大方式

  中国人娱乐狂欢有五大方式。首先就是以影视为媒介的视觉狂欢,包括影视剧和各种真人秀节目。第二种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语言狂欢,从论坛、博客到微博再到今天的微信。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微小,但是力量会越来越强悍。第三种方式以手机阅读为媒介的类型小说狂欢。第四种方式是以新闻为媒介的消息狂欢,已成为我们大众消费特别重要的一种方式。最后一种是中国人特有的娱乐——— 肠胃娱乐。

  视觉狂欢下娱乐作品的价值观出现了某种分歧。比如拜物教、身体教、小资教都有不同表现。先说拜物教。郭敬明的《小时代》的争议非常大。80后、90后力挺郭敬明,但是50后、60后,甚至70后就表示不屑。为什么?确实钱是你自己赚的,不是官府给的,你赚的不是五毛的钱,你这是健康的。但是另一面,你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

  再说身体教。比如江南ST Y LE,韩国一个记者采访我,我反问韩国人怎么看江南ST Y LE。他很奇怪这个东西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在韩国这就是垃圾。在美国我也问了一些美国人,答曰只是好玩而已。江南ST Y LE的骑马动作,实际上就是男人骑在女人身上做爱的隐喻,而且表情是韩国街痞流氓的表情。

  还有小资教。赵薇的《致青春》,相对来说价值观更健康一些,但是艺术性不高,却能够有7亿元票房。为什么?稍微有一点价值观的东西确实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也反过来证明并不是只有身体才能成为我们今天娱乐消费的唯一主题。

  互联网恶搞派也是一种娱乐方式,如胡戈的视频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派其实外国早就有了,这种恶搞到现在一直都还在进行,一直渗透到汉字当中,如汉语拼音简写SB,北京工体足球比赛时,全场数万观众同时喊这两个字时,何等的气壮山河。如草泥马、塔玛德币。一方面完成了一种娱乐,同时也完成了一种社会抗议和社会批判,我觉得这样的消费就很有意思。

  另外就是新闻带来的娱乐狂欢,我称之为娱政派。

  第五种娱乐方式是中国人特有的肠胃娱乐。2013年1-2月份全国餐饮收入4030亿元。如此推算,今年餐饮业总收入预计是2.4万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当然我们很自豪,我们是舌尖上的中国,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舌尖上的中国和脑袋上的美国,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娱乐过度与文化空洞

  总而言之,目前比较流行的大众娱乐主题,基本上就是性、暴力、名人隐私。这是大众娱乐一定要走过的道路,从低端开始起飞、行走。前两年,文化部曾经请我去给各地文化官员讲授如何反低俗。说完之后他们开始拿郭德纲作为低俗的样板批评,我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为郭德纲辩护。那些官员很费解,其实比郭德纲低俗得多的还有很多,郭德纲和他们比至少算是高尚的。凭什么将他作为样板来打?比如,市俗的《武林外传》,艳俗的《新版红楼梦》,痒俗的《三枪拍案传奇》、《福星高照猪八戒》等。通俗是我们需要的,让娱乐变得更大众化,让老百姓容易接受和喜闻乐见,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变成前面谈到的那几种俗。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除了以身体为核心的消费,我们还有没有更健康的娱乐方式?比如说我非常推崇的“中国好声音”,很励志,很有精神性。另外还有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然也包括姜文的电影,有很强的娱乐性,但是又能够激发你的思考。从李安的少年派开始,民间诞生了大量的非常优秀的电影解说家、电影评论员,来解读它里面的秘密符号。优秀的电影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谜。

  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完全没有娱乐性,只有思想性。后来他改了,《让子弹飞》有娱乐性,但是又充满隐喻,到今天我们都无法彻底解读。用隐喻表达思想的导演大陆非常少,娱乐又同时益智,我觉得这是中国今后娱乐的方向。当然除了大众娱乐,我们还有其他的文化选择,我讲的是广义的娱乐,比如说政治控和微博段子热、收藏热和造假热、中医热和养生热、旅游热和摄影热、儒学热和读经热、文学热和读书热等。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问题了,正在有一种复苏的迹象,这是因为我们对文化匮乏已经忍无可忍。

  大众娱乐的二元目标是为了让大家获得身和心的双重愉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认为,第一要坚定地捍卫大众进行娱乐的基本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文化权利,必须坚定捍卫。第二,我们也不提倡没有精神价值的纯肉身娱乐,而应将身和心加起来考虑。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整理)

  访谈

 

  反省,是中国人最稀缺的精神资源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今年陆续有几个红卫兵登报向当年的受害人道歉,你当时发了一条微博说,“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传统?

  朱大可:缺乏忏悔的传统是整个东亚各民族的共性,日本、韩国是这样,中国也一样。过去还有一点点就是有时候皇帝会下罪己诏,比如明成祖是一个很残暴的皇帝,但是有一天天雷把他的大殿给烧掉了,他觉得这是老天爷生气了,马上下了个罪己诏,说我最近可能做得不大对,赋税征得太多了,要改正。他还会这样,因为他有敬畏。现在没有这种敬畏,也就不会有忏悔。原来仅剩的一点儒家的忏悔传统,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的意识,在“文革”中也给斩断了。但是忏悔这个传统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基督教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它有一个原罪的认知,有原罪就要忏悔,这是一个逻辑必然的结果。

  南都: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能够为弥补这种稀缺的忏悔传统做什么?

  朱大可:从教育层面上来讲,包括我们自己自我教育来讲,我教育学生,要培养一种忏悔的意识。当然,这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你如果没有建立一种信仰,是不可能有长久的忏悔意识的。即使有忏悔,也是临时的,是一时的良心发现,过几天他可能又忘掉了。因为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向善的欲望,这欲望会被更多的灰暗的力量所吞没。没有建立一种长久的信仰,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广泛的持续的忏悔的行为机制。

  南都:我们在今天应该如何来打捞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革”记忆?

  朱大可:首先我们对“文革”缺乏一个全民认知,民间对于“文革”的认知对立很严重。作为个体怎么来解决这种问题呢?我觉得现在可行的途径是通过互联网,接触各种不同的信息,加以甄别、分析,这样最后你可能获得一个关于那个时代的相对比较正确的看法。当然,去分析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标准的,这就是要确立人类的普遍价值标准,没有这个标准你无法去评判是非,这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

  “文革”的见证者亲历者都还健在,打捞他们的记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打捞,你愿不愿意正视它,愿不愿意用人类的共同标准去衡量它,从而建构自己更健康的价值观和人格。打捞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无非是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健康,实质上也是自我塑造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最基本的是,通过认知历史,判断出是和非,判断出在这样的历史当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应该怎么去完善自己的人格。

  南都:“文革”结束以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读书氛围极其浓厚,为何我们今天的读书氛围反而更弱了呢?

  朱大可:在80年代,读书的自发氛围倒是从“文革”发展出来的。因为“文革”拼命打压以后,导致地下读书活动。这在“文革”中期就有,到后期更普遍,因为前面压抑太厉害了。到“文革”后期,有一批白皮书、灰皮书从干部群体里慢慢流动出来,这些书成为地下读书沙龙的很重要的资源。还有一些是当时抄家没有被抄掉,残留下来的。我们当时就读这两种书。所以在1977年,当上海路徐家汇图书馆首次发售人民出版社出的雨果、托尔斯泰等人的世界名著时,几千人通宵排队抢购,盛况空前,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那种如饥似渴没法想象,拿到书有一种想整个把书吞下去的感觉。那时候弗洛伊德在中国流行,有些人并不懂,但是哪怕他看不懂,他也要去买一套放在家里,他会去追踪这种精英文化,对它表示敬意,这就够了,不是说你非要完全理解它。只可惜,80年代这种读书氛围后来戛然而止,再赶上市场经济时代,读书无用论盛行,读书成为一个反面的东西。

  现在,读书氛围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没有安全感。生活太焦虑,太紧张,奔走得太快,我们一有时间就要放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用脑子的、低级的肉体的放松。慢,其实是一个跟精神性相关的动作;快,大多数都是肉体性的动作。只有慢下来,我们才有时间去思考,去反省。

  (特约评论记者 陈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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